《中國中醫藥報》2011年8月25日第三版刊登我校李宇銘的文章：《培養中醫要習經典重師承》，全文如下：
培養中醫要習經典重師承
自古以來，培養中醫師就是采取師承的方式，背熟經典，打好童子功，隨師臨證，破解理論上的疑惑，在習得前人經驗與自我感悟中，逐步提高。但隨著現代中醫藥院校教育模式的推廣，重師承、學經典等好方法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，影響了中醫藥人才的培養。
注重學習中醫經典
在很多中醫藥院校中，中醫經典的學習課時不足一直是個嚴重問題。以某中醫學院為例，中醫專業5年制近20門課程，共1260學時，而課程中經典著作僅有《內經》選讀、《傷寒論》選讀、《金匱要略》選讀、溫病學以及中醫各家學說5門課（其實嚴格來說，溫病學以及中醫各家學說不算是經典著作）共288學時。課程門數雖占1/4，而學時則僅中醫課程的22.9%，在校總學時的8.4%。相對而言，其他類選修課程的總學時也有400學時以上。
因此，在校學生普遍沒有通讀，更沒有完整精讀中醫經典著作。在北京中醫藥大學，《金匱要略》的教學時數是54課時，相比起原定的80學時已經相差很遠，更不要說80學時是否足夠。而有些院校更是把經典學科當作選修課，或把它當作理論課而不是臨床課，可見對經典學習的重視程度。
再者，雖然近年來中醫界提倡重視經典，可是在本科課程中除了4門經典課之外，其他課程與經典缺乏聯系，在臨床上更少有中醫運用經典方法看病的實例，因此學生都感嘆，經典都是過去的東西，今天不能用了。
究其成因，一是不重視經典的學習，認為經典學習已經過時，里面的文字意深難懂，千年前的古書還拿在手里當作寶？二是認為中醫經典的內容，已經散布在不同的學科中，因此便不用另外專門講授。張仲景《傷寒雜病論》原序中就說：“觀今之醫，不念思求經旨，以演其所知”，現代出現這個問題就不奇怪了。
其實，歷代名醫均刻苦鉆研中醫經典并推崇之，這是因為其不僅能有效地幫助人們掌握中醫理論，還一直在指導著中醫臨床。《黃帝內經》是中醫理論奠基之作，豐富的理論至今還沒有人能把它完全解析；《傷寒論》和《金匱要略》，是奠定中醫辨證論治體系的重要著作，其中的理法方藥，現代更是經常使用；《溫病條辨》是清代的著作，是對溫病學發展的重要貢獻。四大經典是中醫由經驗水平上升到科學理論層次的里程碑，如果我們學習經典，將有助直接成為辨證論治之醫，而且更能體會到理、法、方、藥的統一。
但現在的中醫基礎理論課，其實只是從《黃帝內經》抽取部分內容整理而成，是否能反映《內經》本來面貌已經是一個大問題，更不要說教材編寫中出現的錯誤。自古以來民間的師承教育，經典是中醫學生的“必讀”，且醫術高超的中醫師無不有著深厚的經典功底，很多名老中醫甚至每年把四大經典復習一遍。現代中醫高等教育，把中醫經典放到次要的地位，實不利于培養高層次的中醫藥人才。
重視師承教育
師承教育是中醫長期以來形成的一套特有教育模式，對中醫的學習承傳有重要的影響。師承教育具有很多特點，如能培養出扎實的中醫基礎知識、發揮師徒雙方的積極性、便于學習臨床經驗和學術思想、理論聯系實踐、臨床能力強、重視醫德和文化學習等優點。但在師承教育過渡到現代高等教育的過程中，忽視了師承教育的重要性，使其優點不能延續下去，而且在注重實踐和因材施教上欠缺更為突出。
現代的高等教育沒有師承教育那么重視臨床。現代的中醫本科教育基本上是照搬1910年Abtaham Flexuer提出的醫學模式，仍是基于生物醫學模式的認識而運用傳統的“基礎課(2年)-臨床課(2年)-實習(1年)”三段式教學進程。這種課程體系及其教學進程已不能適應時代的發展，更不要說這種模式與中醫特點是否相符。
現代的中醫教育一般只有最后一年到半年的時間實習，其余的都是理論課的學習，實踐的機會明顯比以前少。著名中醫謝陽谷老先生回憶從前學醫時，實踐與背經典的時間比例是2：1，白天跟著師父聽醫話、看醫案，晚上就捧著書求解。其實從前師承教育，真的能達到理論實踐相結合；反觀現代高等教育，實踐時間減少，也就造成了臨床水平下降。
在因材施教方面，現代教育的理念已經轉變，就如蔡元培先生所說：“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，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，完成他的人格，于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的責任；不是把被教育的人，造成一種特別器具，給抱有他種目的的人去應用的。”現代教育主要的目的是幫助學生發揮自己的潛能，而不只是知識的傳授。但由于目前教育方法的守舊，還是單純以傳授知識為主要教學方法，缺乏啟發的部分，使學生“千人一面”，沒法塑造出不同的才能。而從前的師承教育，反而能做到因材施教，老師順應單個學生的能力，雙向互動，更能發揮教育的積極性。
（宣傳部）